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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矛盾说,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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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进入专题: 反右   知识分子  

“两类矛盾说”是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理论学说,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它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用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两类矛盾会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如果处理得不好,非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个学说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它曾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一大创新。可是,就在该学说提出的当年,却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个学说并不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理论界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分析。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朱正 (进入专栏)  

简而言之,“两类矛盾说”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它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同的。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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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7727.com,在“两类矛盾说”中,所谓“人民内部”的范畴,是过去革命斗争中为了孤立和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功争取了中间阶级而形成的。着名党史学家胡绳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①]另一位着名党史学家胡乔木也说:“在四十年代,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三十年代没有那样提。他从地主资产阶级中分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划分开来,这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在四十年代能胜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②]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习惯地把这段胜利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明。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①,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其实马、恩着作里面,并没有多少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专门论述,《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③]可是马、恩设想的这种因生产力高度发达,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且须多国无产阶级同时胜利的革命,在西方工业国中并没有成为现实,倒是经济落后、社会分化程度低、中间阶级占了多数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革命烈火容易燃烧。这些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首先实现民主主义。对此,列宁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变通,移植使用,如果弄得好,革命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社会中间阶级的成分又相当复杂,要想以小搏大,最后把事情搞成,列宁非常重视如何争取多数的革命策略问题。他提出“两步走”(即先联合社会各界一道进行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迈向社会主义),并着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又着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取得革命成功的策略进一步加以总结。列宁是这样表述其革命策略的:“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⑤]在列宁的论述中,革命已经不是马、恩原来设想的那种“简单化”的两极对抗,而是存在着三个阵营和四个方面(“联合”对象与“麻痹”对象,又是一个阵营中的两个方面)的复杂关系演进。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转化的;革命的目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阶段发生转化的。如在民主革命阶段,革命对象是专制制度,联合对象是农民,“麻痹”对象是资产阶级;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则变成了资产阶级,联合对象是半无产阶级,“麻痹”对象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麻痹”之谓者,施以手段,使其不察而利用也。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非革命的“自己人”,只不过是暂时的“同路人”,经过各个阶段我方对其区别对待的同盟关系,它们最后将一步步转化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阶级斗争学说,在列宁的演绎之下,变成了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其与马、恩那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逻辑推理,显然有了极大的“创造”和“发展”,它的策略可以是那么的精巧与实用,当然也允许包含某种东方式的狡黠与不诚信。列宁总结道:“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⑥]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关于争取中间阶级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更完整的包装——新民主主义,其核心的东西,完全来自于列宁主义。而中国传统的“纵横捭阖”之术,则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政治斗争策略,并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加以运用和发挥。据彭德怀回忆,早在30年代初,“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⑦]也就是在此时,适逢共产国际调整政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开始形成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后来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那种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关门主义”,主张“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⑧]可以看出,他使用的语言都是列宁式的。他同时提到了“纵横捭阖”之术,说敌人“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⑨]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支持毛的意见,他也表示:“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纵横捭阖的联合这一派去反对那一派,这一着还是要学的。”[⑩]及至1945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巨大成功,中共实力空前壮大,“小指头变成了拳头”。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干部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⑪]他还告诫同志们,对暂时的同盟者要“忍一口气”,应看到其“有用的”一面。[⑫]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升级,中共需要对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有一个说法。这便产生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确如前述胡乔木所说,毛泽东于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曾把这种将分析对象细细区别,层层剥离,“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⑬]的做法,形容为“剥笋”。显然,其依据仍然是“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的列宁主义原则。1947年底,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革命胜利在握,毛泽东指示党内,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右翼,现在虽“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但要“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⑮]这实际上也是“两类矛盾说”的理论雏形。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上述那段话里说了一个限制语:“在现阶段”,这是因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1952年6月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⑯]可是民族资产阶级曾为中共昔日的盟友,所以随后进行的革命变通成了和平的“赎买”。在顺利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又专门讲了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说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象不象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⑰]毛泽东在这里说清楚了“两类矛盾说”的政策用意以及贯彻“这个路线”的阶级斗争大背景。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背景,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的顺利,只用一年多的工夫,这个关系亿万人民身家利害的大革命,就在农民及手工业者踊跃“入社”和资本家们“敲锣打鼓”之中完成了。它证明中共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实在高明。这给毛泽东以巨大的鼓舞和自信。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可能完全风平浪静,各地也有一些负面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主要由于干部的官僚主义作祟,解决的办法靠整风。于是他力排众议,提倡“双百”方针,提倡人民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乐观地期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②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然而,事情起了变化。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话音刚落,整风“鸣放”中就冒出了对执政党刺耳的声音,有人甚至提出要和中共“轮流坐庄”,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继而一场有伤和气的反击在全国展开,是为反右派斗争。从和风细雨讲“内部矛盾”的春天,到疾风暴雨讲“敌我矛盾”的夏季,人们都说这是“大转弯”,可是对于了解中共党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弯子。1957年7月,在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语带愤慨地说,历史上包下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找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⑱]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宣称:“共产党看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⑲]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⑳]毛泽东在全会上说,人民内部包括三个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存在这三部分人之中,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此前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21]毛泽东最后总结道,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他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2] 而建国后他就强调的“纲举目张”[23]的说法,就是抓社会主要矛盾的意思。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问题情况更加复杂和严重。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中国化所遇到的最突出,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在马、恩原来设想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军对决的阶级斗争中,“小资”是一个不断分化、消亡的阶级,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恰恰是列宁主义,把小资产阶级问题提到了论述的核心。当然,这与马克思主义被移植到落后国家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说:“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24]这段语气强烈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之一。[25]列宁继而说到这种阶级斗争的特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26]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③,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与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分化更落后,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更严重。首先它人数众多,占了人民内部的“绝大部分”,有形容如“汪洋大海”。其次它既是革命的主要联合对象,又与无产阶级“两条心”,且“最容易变”。更要命的是,中共“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 [27]。通过研读列宁的书,毛泽东认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28]早在延安时代,他就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9] 这就是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30]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分界在哪里呢?在于立场,在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31]决定立场和态度的是政治思想。所以“思想改造”是中共自建党就十分重视的课题,而“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则为党内斗争的一种常见模式,由于它说到底属于“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问题,使得这种斗争历来表现得十分严酷。建国后毛泽东仍警告党内:“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的泥坑。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32]其依据亦即列宁主义关于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的理论。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颇有新意的观点,说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上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就是资本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头的大多数。研究者一般认为,毛泽东重新肯定国内还存在两个完整意义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他晚年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理论误区。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毛泽东何以要把剥削阶级分作两个呢?在随后的武汉会议上,他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即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今天的蒋介石、国民党;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右派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中间分子,又反共又不反共,看谁力量大就跟谁走。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半心半意的。要团结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33]原来,所谓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人们政治态度的不同来划分的。这是毛泽东曾经用过的对敌斗争策略,其与当年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与作为中间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政策完全出于一辙,这也正是他构建“两类矛盾说”的理论框架。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说”,是想给“人民内部矛盾”作一重新区划,从而继续把他的对敌斗争策略思想贯彻下去。“团结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正是为了“孤立打倒另一个剥削阶级”。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当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成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课题,“两类矛盾说”的操作要领,便转向了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前已述及,在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中,关于“转化”的学说,是其亮点所在。判断“转化”的时机,首先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就要象厨师掌握“火候”一样,只能凭操作者的经验感觉了。即便如“两类矛盾说”本身,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它既可以作为鼓励“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可以视作“引蛇出洞”的工具,翻覆之间,则由领袖人物的意志掌控。反右派斗争之后,一些曾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却终于落网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阳谋”说耿耿于怀,殊不知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亦非为毛的独家创造,且怎么说都有道理。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政治态度,就是所谓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的领导“心服”与否的问题。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阶级斗争一旦进入到这一层面,就变得不像唯物史观所阐述的那样有实在的物质可据了,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难度可想而知。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思想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其又分为私下的与公开的。前者少掩饰,政治立场比较暴露,从中可以发现反革命(中共在历次内部“肃反”中,都特别注意私信、日记等不公开思想载体,屡有斩获,后来逮住“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功归于此);而对于后者,即公开发表的语言文字,则需要一种“嗅觉”。在反右派斗争后,《文艺报》推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特辑,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说,这些文章“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34]《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三八节有感》的作者丁玲等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内含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问题的批评意见,并无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当年分析、定性这些文章,据说也主要看其批评的“用心”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的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恶意的批评则是“冷嘲暗箭”式的(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生活中首长吃小灶和穿斜纹布衣服诬蔑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便是典型)。然而仅凭一篇文章或一通讲话,仅凭其遣词用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差异,就判定一个人的所谓善恶用心与“矛盾性质”,是极不可靠,甚至是很荒唐的。后来历史事实证明,王实味、丁玲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写作时或因思想一念之差,或因情感一时冲动,出言不慎便铸大错,遂被当作“敌人”,断送一生。此外,对文字作品做出“定性”的一方,其思想情感的变化,往往也可以左右判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1956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人指责有攻击党的嫌疑,毛泽东知道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王的作品反对官僚主义,应该受到支持。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无心过问那位被划成“右派分子”、遣送新疆劳动改造的王蒙了。[35]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解决敌我难辨,毛泽东临时制订出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一内容后来补充进了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六条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36]应该说,“六条标准”概括的相当全面,政治上也条条重要,但最大的缺陷是只有一般的原则,而无具体的解释,操作起来没有确凿可断的衡量标准,这就为“上纲上线”的做法提供了大量空间。在以往中共党内斗争中,“上纲上线”虽能使人提高认识,“触及灵魂”,亦即所谓思想批判从严,可是用它来做组织处理的依据,就往往要搞错。于是“六条标准”越全面,其笼罩的社会生活内容就越广大,其造成的结果就越带悲剧性——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不完全统计,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超过了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十分之一。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列宁在论述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强调其“自发”倾向、个人主义等思想腐蚀,可以导致“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反右派斗争中,个人主义是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来挖掘的。丁玲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写给上级的“思想汇报”中说:“目中无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的!”[37]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提出“要斗私批修”[38],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运动,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执行列宁教导、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努力。可是,所谓“个人主义”、“我”、“私”,几乎人人心中都存在!这岂不是等于“人民内部”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条通向“敌我矛盾”之路?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史无前例”人间浩劫的一个原因。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革”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毛泽东也承认搞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困难在于敌我难辨,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39]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我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恶果,证明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历史阶段中,“两类矛盾说”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成功的。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我们看到“两类矛盾说”确属“以阶级斗争为纲”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由于政策和策略的运用,人民内部矛盾又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两者互为依存,且互为转化。一提人民内部矛盾,背后就必然有敌我矛盾的影子存在;两类矛盾转化的根据,则主要决定于有关方面的思想和态度,这里面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本来就不易把握,难以操作。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元帅之后,毛泽东用“两类矛盾说”来解释“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他说:“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40]在这一段话里,如何“及时适当地”解决矛盾,说得并不很清楚,但有一点告诫却十分清楚,即“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否“适当”,决定矛盾性质是否转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的性质,既然常常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那么,各级党政单位在对敌斗争上所采取的政策,必然是坚决的毫不妥协的;对思想、态度问题,也一定是“上纲上线”和“从重从严”,如此才能体现革命立场的坚定性。而在对立面的一方,只有就范、认罪,才能说是态度好,更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其作辩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就是例证。于是“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情况在当时社会便多有发生,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很容易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在所难免了。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41]党和国家开始了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中共十七大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成为可能。然而,“两类矛盾说”却还未及在思想理论上认真地加以探析,以决取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这样的观点,往往成了一些地方动辄用“对敌”斗争手段处理民间矛盾和民事纠纷的籍口,酿成不可收拾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笔者建议:停止使用“两类矛盾”的旧理论,当局在面对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时候,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在切实保障公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问题来公正地处理,既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运动,也不搞所谓“区分两类矛盾”及“落实政策”那一套,使以法治国常态化、制度化,以利于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①]《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⑤]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页。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⑦]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155页。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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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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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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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9—190页。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⑤四月十一日上午,他在颐年堂请了几位党外著名教授、学者座谈,有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郑昕,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金岳霖、贺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等。开会之前,他先在中南海游泳池同他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周谷城谈了一会儿,周也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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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⑭]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⑥

[⑮]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⑯]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事情变化多快呀!直到三月底,毛泽东还说,整风是今年准备,明年、后年推开。改变这个部署,也就是在四月间半个来月的时间内。

[⑰]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时,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已着手起草。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一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

[⑱] 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6—437页。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⑳]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2期,第49—51页。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

[2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22]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2页。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24]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25]1918年列宁遇刺,据说就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所为,上引文是列宁伤愈不久所撰,其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中共影响极大,毛泽东晚年仍要求全党学习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并指党内不愿意搞阶级斗争的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5、1769—1770页。)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

[26]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27] 毛泽东语。直到1956年,他仍然认为党内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2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另见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2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876页。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页。

  毛泽东最后表示:

[3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3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5页。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33]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

  五月五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对信中陈述的理由作了四点批注。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信中说:当前“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35] 参见王蒙《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信中还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3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37] 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针对信中提到的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的问题,毛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38] 《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第2版。

  陈叔通、黄炎培还提出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以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表示赞同两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一步申明不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理由。

[39] 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31页。

  批语说: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453页。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⑩

[41]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③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④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⑤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3页。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毛泽东关于不继续连任国家主席的决心已定。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很大。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整风的吹风会,是号召民主人士畅所欲言的动员会。会后不久,五月四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指示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党外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党外人士批评意见的诚恳态度。同时,也不是对一切批评意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而是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指示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③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这以后,全党整风进入了集中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用的底本,是胡乔木的整理稿。三月三十日,胡乔木曾经送过一个整理稿。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四月上旬回到北京又忙于会见外宾、准备整风等事情,修改讲话稿的工作拖了下来。胡乔木的这次整理是初步的,保持了讲话记录稿的原貌,只是把文字和逻辑顺序梳理了一下,把一些过于口语化和内容重复的地方尽量删掉。随后,他又送过一个整理稿,加了十二个小标题,风格也更加接近书面语言。毛泽东的修改工作,就是在胡乔木第二个整理稿的基础上进行的。

  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反映到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中。他对《正处》讲话稿的修改补充,主要来源于他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以及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得出的一些新的判断。

  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七日,修改工作时断时续,形成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作“自修稿第一次稿”。

  在这一稿上,毛泽东把标题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确定了十二个题目:(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为后来的修改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次修改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第二节“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部分,是直到《正处》正式发表为止改动最小的。

  第三节“关于农业合作化”,改动最大,有些段落被整段地改写了。但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是原先的那一些: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能不能巩固?农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苦?但是论述得更加深入,更加条理化,也更加全面。“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曲折困难,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这些论述,都是这次新加的。

  第四节“关于资本家的改造”,补充不多,主要加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第七节“从六亿人口出发”。原先的标题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举例说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问题。这次修改,把这些内容大大压缩,而着重阐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方针,就是照旧社会那样,对于大批有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后面,加了一句话:“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罢了。”

  谈到新生事物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时候,补充了一段:“和旧社会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条件好得多,但是仍然存在着矛盾,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化建议,仍然是经常存在的。不是由于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发生矛盾,也需要有一个鉴别的时间。”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这样的话:“我们提出让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并且互相监督,只许做好事,不许做坏事,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一节,在后来又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但是,一些基本的意思在这个修改稿里就已经有了,如: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的,等等。

  第九节“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没有多大修改,主要是根据南下时的讲话内容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当时,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严重事件。然而后来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一些严重情况,促使他对这一节作了较大修改,去掉了他原先讲的对处理闹事的四条。④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第十一节“少数民族问题”,对西藏问题作了一些修改。

  第十二节“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得更加条理化和理论化,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作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之后,补充一段话,阐明了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批判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一种态度。”⑤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五月八日上午,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二次稿”。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在第一节,谈到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补充了一段重要的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补充的。

  第八节,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后,补写了一大段:“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是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段论述又作了补充,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一起,移到了笼罩全篇的第一节,成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括性论述。其中关于“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八大精神的继续,也是毛泽东南下讲话逐步强化的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心任务应当转到经济建设。

  其他几节的修改,大致是这样:

  第五节,加重了对前几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肯定,又强调了对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第七节,讲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时,增写了一段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这样做。”

  计划生育问题,这次修改继续保留着,改成这样:“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五月八日晚十时,毛泽东改出“自修稿第三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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